晚潮 | 日本旅游散记

龙一品

潮消息客户端 赵宗彪
一、熟悉又陌生的日本
暮春时节，趁着樱花未开的旅游淡季，作日本六日游。从杭州飞大阪，走马观花了古都大阪、京都、富士山、镰仓等六个都会，天天换一个地方住，天天都有新的发现。
对日本，可谓非常熟悉。一是从电影、册本、消息上。我童年时，正是六七十年代，从样板戏《红灯记》中认识了叫一个鸠山的日本暴徒，上唇留着一撮仁丹胡子；从《地雷战》《隧道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知道了日本兵，学会了“咪西咪西”等词。记得当年少有抒怀歌曲播送，学校却能教一首《歌唱好汉王二小》，这个小好汉王二小，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。
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，两国文化交换增多。日本的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，都曾风靡大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从电影《望乡》开始到《追捕》《人证》，都曾是中国人的日常话题。高仓健、栗原小卷、山浦友和、山口百惠等是中国影迷歌迷心中的偶像。有关日本的书、电影，我看过的至少三百本（部）。
二是从日本产物上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化肥（编织袋即俗称的蛇皮袋上印有巨大的株式会社字样），到八十年代的电器，日本产物，都是高品质的保证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城里来的同砚有一块华侨亲戚送他的日本电子表，成为全校的明星。大家都要去看一眼。方形表面内那闪烁的数字，当时简直比天上的北斗星耀眼。这种最简单笨拙的电子表，现在小摊上到处可见，人民币不会超过十块钱。
我比年在搞木刻，刻刀是日常消耗品。在试过各种中外刀具之后，最后认定从质量、性价比上，还是日本刀最好：轻便、实用。十多年来，用过的日本刀不下两百把。这次去，由于时间不够，找到的文具店又货品不全，只带回了四十多把：将店里全部符合的刻刀一扫而空。
除了文字与影视作品，我最早见到日本人是八十年代初。中日建交后，故乡天台的隋代古刹国清寺，率先对日本游客开放。由于唐代日本“遣唐使”中的僧人曾来此学习，而且将佛教天台宗传回日本，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，建交后，日本方面提出了朝拜祖庭的要求，所以在七十年代国清寺即得以最早修复并开放。故在八十年代的寺院，常会看到日本游客。不消讲话，他们的衣着与神态，就完全可以与中国人区分出来。我印象非常深的是，一个头发花白、衣衫整洁的日本游客，拿着速写本在国清寺门口画画。他的速写本封面是浅色的布面，非常风雅，纸张也特殊好。之所以记着，是这种本子，当时国内没有。以后我用过日本出产的速写本，确实是好。
说陌生，则是对当下有关日本的人、事、物，差别的中国人，哪怕是自己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在差别的时段，都会有差别的评价，有的结论甚至是截然相反，使人茫然不知所措，产生“今夕是何年”的感慨。
二、印象深刻的日本
这次六天的日本行程完全是浮光掠影。以中国为参照物的态度与视角，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。
一是环境整洁。所到之处，无论是降落的大阪机场、下榻的酒店、乘坐的大巴、观光的景区、吃饭的餐馆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、途中所见的农村、田园，都非常干净、齐整，没有看到过一处成堆的垃圾，在公共场所，就是小纸团、烟蒂等也极为少见。我们城乡到处可见、甚至会随风飞舞的各色塑料袋，一个也未曾见到。机场、公园也极少看到垃圾箱。尤其是公共卫生间，其整洁卫生水平堪比家庭卫生间的水平。日本地皮私有，独户建的房子二三层小楼特殊多，道路也不直、不宽，但无论何处的道路小巷、街前屋后，都干干净净。
二是大家敬业。天天一起的大巴司机，年近七十，但头发天天打着摩丝，衣着整洁，天天都容光抖擞地提前到车上。我们全部的行李，都由他出发时一人放入车下的行李箱，住宿时一人取出，不容我们加入。我们的团队加上领队、导游共有三十一人，乘坐的是四十多座的大巴，车下是巨大的行李箱，同车上的过道一样干净整洁。六天所碰到的其他服务员、景区工作职员，都是这个司机的翻版：敬业、严谨，做事一丝不苟。对随行多天的司机，大家都同等歌颂。到了最后一天，我专程画了一张线描肖像送他，以表谢忱。
三是工作务实。一下飞机，我只看到一个为当大阪关西的广告，也是非常艺术性的海报。其他的，除了店肆门面或门口的广告，其他的广告，仅见于三处贴于仅高于地面一两尺的政党竞选议员的广告，不过是四开的报纸大小，印着候选人的照片和竞选标语。看到最多的，是各种道路上交通标识、社会安全方面的提示，纵然不懂日文，只要会中文，有一半文字也可认得。我们常见的时令性标语标语，一张也没有。风景区内，也没有“保护环境大家有责”“谨防网络诈骗营造平安社会”“小草可爱请勿蹂躏”之类的横幅或宣传牌。
在浅草景区，除了古修建，还有大片的草坪、树林，更有1200多只白尾灰鹿，自由地穿行于游客之间，与游客密切打仗，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。但是，路上居然看不到鹿粪。由于景区有穿着工作服的工作职员，双手拿着扫把、畚斗，鹰隼般的眼睛紧盯着行走的鹿群，小鹿刚撒下一批“黑豆”粪便，他们即奔上前来排除干净了。
四是做事精细。我们所到的几个日本的文化遗产景区，如大阪古城、浅草寺、金阁寺、富士山等处，险些看不到有钢筋、水泥的陈迹，全都是旧样，看上去古意盎然。纵然是到处可见的竹篱，也都是齐刷刷的竹节封口处朝上，全部的捆扎都用棕丝绳，不消铁丝缠扎。在富士山下有景区，内有“神水”，即地下涌泉，在此可以取水净手、饮用，取水的小勺子，则是非常风雅的竹筒、竹枝所制，古色古香。从旅游办法看，中国的投入绝对不会比日本少，但是，在这些细节上，我们都粗糙不堪。如我们景区店肆门口也常插幌子，但是插幌的墩子五花八门，有直接打木桩、打铁钉的，有从窗口伸横竿的，有拉铁丝的，不一而足。而在日本，只管各地并无同一材质，无论是塑料、水泥、金属，都做得齐齐整整，方便又雅观。
五是社会文明。日本非常安静。街上的路人行色急忙，没有喧闹之声。所经之处，没有看到轧堆聊天的日本人。如果有，出于好奇，走近去，发现他们讲的都是熟悉的中文。到超市、饭馆，店员对顾客都彬彬有礼。汽车很少变道，遇红灯，停车的车辆间隔也远，不像中国，恨不得紧贴着前面的保险杠，怀疑中国汽车成了精，也会爱情。由于能源全仗进口，他们少有大排量的汽车，也少有进口车。险些听不到汽车喇叭声。停车场则到处可见，车位有的数以千百计，有的只有十来个，车位都画着白色的停车线、全都配有水泥或橡胶的车轮挡。
我们旅游团的导游是中国人，姓韩，在日本已生存了近二十多年。韩导说了一个故事。一个中国游客说，来旅游十天了，发现日本的汽车没有喇叭。另一个游客说不可能。他们争执不下，让韩导当裁判。韩导说，有喇叭，但为了不影响别人，都不鸣。一方坚持不信。厥后，只好由导游向司机分析环境，请他按了一下喇叭，证明确实有。
一天中午，大家分头吃饭。我和妻子去肯德基店，点餐后取了食品，看楼下人头挤挤，二楼却悄无声气，我就端盘子上二楼，到楼上发现，上面坐着二十多个顾客，都在静静静地吃饭，连吸管的声音都很轻。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我们在一大超市买了东西后，从一楼大厅准备外出。被一楼收银处的一个女店员疾驰着追过来拦住，由于语言不懂，我们以为他们要查抄收据。就跟她到总服务台。通过翻译机才明白，她拦住我们，是要将我们所购的物品中，有部门商品可以直接退税返回现金的。她与另一店员，化了十来分钟，将我们的收据一一查对汇总，然后直接退还了七千多日元现金。办完后，还一再向我们鞠躬。实在愧不敢当。
六是东方味浓厚。作为一个喜好先秦作品、喜好唐诗宋词的中国人，到日本的感受是，在这里很密切，这里的东方元素更多。尤其是风景区里到处可见穿着和服的青年男女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日本骨子里是现代社会，但对传统文化又保持了相当的尊重与传承，无论是习俗、修建、服饰，比我们继续得更多。他们深入民间的武士道精神，事实上根源于先秦的刺客，即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之属。日本从官员到布衣犯错后自尽以谢罪的事，时有所闻。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迢遥文明的遗响。在日本期间，我专程画了很多穿着和服的年轻人。反观我们，什么才是中国国服？长袍马褂、中山装、列宁装、十几年前曾昙花一现的所谓唐装？
三、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的日本
日本是我们的邻邦，也是两千年来不停互为镜像的国家，但我们对这个岛国邻人，事实上好像并不特殊知情。
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里，日本人的地位自然在中国人之下。这种尊已卑人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。以至于直到鸦片战役后，开明如徐继畲、魏源者，甚至都弄不清日本的地域概况，他们的《瀛环志略》和《海国图志》对日本地理的介绍不仅大而化之，而且错误极多。直到1894年（农历甲午年）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败北，次年4月，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中国士大夫才大梦初醒，群情鼎沸。中国驻日交际官、厥后的维新派主将之一黄遵宪出书了40卷50万字的《日本国志》，一时洛阳纸贵。败北的屈辱和图强的渴望，使去日本留学，成为热血青年的第一选择。当时的中国人出国留学，最多的停顿地，就是日本。秋瑾、孙中山、周恩来、蒋介石、鲁迅、郁达夫等，都曾长时间在日本学习和生存。
1928年，戴季陶愤慨于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有10万人，但是除了三十年前的《日本国志》，对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陈。而日本人则相反，研究中国的册本，分类为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政治等，有几千种，每月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，都有几百篇。所以，他写了一本《日本论》。凭着他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，删繁就简，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。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《日本论》，以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状师，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，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状师审判官。《日本论》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最经典的一枚钥匙。
外国人写日本，除了戴季陶的《日本论》，还有一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著作，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《菊与刀》，堪称外国学者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最权势巨子最经典之双璧，自1946年问世以来，受到广泛的称道。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浩繁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。在日本，对该书的研究汗牛充栋，褒贬判若冰炭。只管不少读者并不认同作者对日本的分析，但是，半个世纪以来，这本书仅仅其中一个日文译本的发行，就超过了200万册，考虑到日本的生齿数量，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，由此可见该书在日本影响的至深至广。
按照一般读者的理解，本书的书名可作如是表明：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，象征风雅、优美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，意味着勇气、杀伐、忠义、光荣。日本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以为，“日本是个极其抵牾的民族，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。”
影响日本人最深的民族史诗是产生于十八世纪的《四十七浪人物语》，歌颂的是对主公的道义：浅野被人暗算，切腹身亡。他的家臣大石等四十七个武士成了浪人，为了给主公报仇雪恨，他们牺牲了光荣、父亲、妻子、姐妹、正义和一切人世亲情、人间道义：抛弃了妻子、离开了儿女、杀死了父母——为了麻痹敌人，一个个自污其名，被称为“狗武士”。有一个浪人为了经费，竟然将妻子卖到了倡寮。一个武士杀死了岳父。一个武士怕妹妹泄密，亲自尽她灭口。一个武士为了探听谍报，将妹妹送入敌人府中当侍妾……——最后，这些武士终于杀死了主公的对头。而此时现在，全东京的人都为大石等四十七武士的伟业沸腾，他们原有亲人都包涵他们的全部言行，由于他们都是道义之上的好汉了。然后，为了尽忠，这四十七人团体在主公的墓前切腹自尽。这四十七人的坟墓，历代都是日本万人朝圣之地，他们是“万世楷模”。我以为，在这个史诗中，蕴藏着大量日本人异乎寻常的文化密码，最值得我们解读。
平心而论，作为日本主体的大和民族，还真是了不得的民族。它是一个岛国，没有多少资源，但是，它做事认真执着，不停增强力气，厥后居上，居然从小国成了当本日下真正的大国和强国。
孔子说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邻的国家有朝鲜、韩国、菲律宾、越南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蒙古、俄罗斯等 20多个。我看，我们最应该学习的，就是东邻的日本。
（作者：赵宗彪， 1964年出生，浙江天台人。著有《木上江南》《万物有灵》《山河故人》《史记里的中国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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