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鸿雁:古人如安在旅游中得到快乐和幸福感

空气的影子

在古人眼中，游赏不但有“十六大乐事”“十六大风雅”，还有“十焚琴煮鹤”。这种对“雅”与“俗”的辨析不但揭示了古人独特的文化审美情趣，更折射出旅游在古代生存中不容忽视的精神与社会意义……古人在“旅游”中怎样得到快乐和幸福感？与今人又有何异？南京大学都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带我们追溯旅游的劈头、发展及其特性，探讨古代与现代旅游在主体、功能上的差别，理解古人怎样以旅行观察天下、体悟人生。
（明·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卷 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）
中国的“旅游”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
自有了远途的来往或商业，就有了“旅游”：人类天生具备探索的欲望，始终对异地的风景、风物、风貌和未知的财富抱有猛烈的好奇心。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初衷是为了搜寻东方的黄金，正是这种对“新”的渴求，才孕育了旅游的意识、意图。“旅”字，词意有“客居”“军旅”之意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中国的旅游经济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。
（甲骨文“旅”字是“旗帜”与“从”的结合，指士兵们跟随着飘荡的战旗作战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军之五百人为旅。”）
《尚书》记载殷人先祖“肇牵牛，远服贾”，贩子的长途贩运、商旅活动，就具备早期旅游的特质。殷人和周人习用“旅”字，专指其时最活泼的一种旅行——商旅。《易经》中，专讲行商客贾的一卦就称为“旅”卦。周文王还曾专门针对行旅者发布诏书《告四方游旅》：“游旅旁生忻通，津济道宿，所至如归。”根据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，其时的商业已经相当繁荣，除早期的贝币外，刀币、布币等货币情势也盛行起来，说明远距离商业与区域活动日益频繁。《易经》的“旅”卦中说：“旅于处，得其资斧，我心不快”，既说明“旅”必要财帛与工具，又说明“旅”实际是一种漂泊无定、客居的状态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记载的就比力多、比力清晰了，《管子》写过，“其贩子通贾，倍道兼行，夜以续日，千里而不远者，利在前也”。《孟子》记载了齐桓公“葵丘会盟”（公元前651年）盟辞的“五禁”条款，其中就有一条“无忘宾旅”，意思是要善待来宾、游客。《吕氏春秋》还具体地记载了战国及从前各地的好菜美馔和特产，分为肉、鱼、蔬菜、谷物、水、果、调料七类，南至南海、越骆，东至东海，西至昆仑，北至冀州、大夏，这说明陪伴着古代早期旅游的郁勃，古人对广阔区域内的物产、风土、人情及风俗已形成了一定的认知。游历、商业、出使等“旅游”活动推动了异地文化的传播与融会，构建起早期跨区域的文化互动网络，为后代旅游体系的广泛联通与发展奠基了紧张根本。
“国”与“国”“城”与“城”之间的接待都有免费“宾馆”
理论上说，如果有了“商旅”等远距离商业的存在，也就一定会有客店、宾馆类的经济业态存在。最早的民宿、旅店、堆栈相应地也是在商周时期出现的。《诗经》就记载过，“于时庐旅……于斯馆。”商以后及西周期间，与旅店、堆栈相关记载开始明确起来，对商业商业和宾馆都已经有制度性设置和安排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；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；十五里有市，市有候馆，馆候有积。”（“委”“积”皆表示筹备的物资。）那个时间“国”与“国”、“城”与“城”之间往来接待的“宾馆”都是免费的。“宾至如归”的典故就与春秋时期晋国免费接待外来使节的“宾馆”有关。
（邵颖萍博士在《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——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》一书中系统地追溯了“民宿”的概念劈头和文化流觞）
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兴起后，除官方“宾馆”外，民间的堆栈、旅店等也应运而生了，即“寄寓”“施舍”“逆旅”，可以说是最早的“民宿”。《国语》《左传》《春秋》等书里都可以找到相关记载。好比《左传》中有句“今虢为不道，保于逆旅。”《韩非子》也记载过，“宋人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，遇客甚谨，为酒甚美，县帜甚高”，却由于养的狗过于凶恶，客人就都不来了。孔子环游列国时，想必也住过宾馆的。固然，到了后来李白写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”、苏轼吟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时”，“逆旅”一词的涵义就延伸为了“喻人生匆遽短促”。
中国古代有过关于“民宿”发展的争辩
中国汗青上对旅游业等民营经济总是在“提倡”与“打压”之间徘徊，古代民宿“逆旅”的是与非不停饱受争议。
在中国汗青上，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的《废逆旅令》，认为民营旅店过多会导致“奸伪、躁心、私情”等标题，要废除民间旅店；后有西晋时“古代第一美男”潘安的《上客舍议》，专门为鼓励民间旅店的发展而发声。潘安认为，“逆旅”由来已久，帝舜、曹操都曾鼓励过它的发展，“逆旅”便利着继续不停的旅人，“居者”可以“薄收其直”，贩子、民宿经营者和国家都会得到长处，农民也可以富起来。潘安还在文中具体记载了其时的旅店服务非常周到，不但提供清洁的水和食品，还十分人性化：冬天有暖炉，炎天有凉席。客人来投宿，都能够实时得到所必须的器物。对于客人的“座驾”，堆栈也有专门喂养的地方，无论是牛也好，马也好，都有符合的地方给它们休息……
可以说，中国汗青上不停存在两种长处博弈，连续了两千多年，直到本日还是如许：国家政策时扬时抑，导致民宿不得不顺应期间而变。
“旅游”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期
真正的“旅游”一词最早见于六朝。南朝齐梁时，沈约《悲哉行》中有“旅游媚年春，年春媚游人”诗句。六朝时期，旅游的主体扩大到了文人、僧侣、羽士和普通百姓，著名的“竹林七贤”就常在竹林下清谈、纵歌、酣畅。北魏洛阳城作为其时国际上的多数市，城内专设有“四夷馆”“四夷里”，接待北迁的南朝人、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。这说明南北朝的“旅游”已经有相当长足的发展。
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：“永桥以南，圜丘以北，伊洛之间，夹御道有四夷馆。道，东有四馆:一曰金陵，二曰燕然，三曰扶桑，四曰崦嵫。……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，三年后赐宅‘归正里’；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，常久居住者，赐宅‘归德里’；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，久居者赐宅‘慕化里’；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，赐宅‘归义里’”。
旅游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
国盛则旅游盛。民间旅游文化颠末南北朝的沉淀、酝酿，在隋唐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隋朝虽短暂，却迎来了文化的繁荣与创新（诸如开通京杭大运河、创立科举制、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等）。尤其是大运河，不但打通了南北的交通脉络，还为“全域旅游”的格局奠基了物质根本。隋朝[大业五年（609）和大业六年（610）]甚至还举办过旅游“招商节”，其时他们把美丽的丝绸缠绕在东都洛阳的大树上，邀请胡商免费吃饭、喝酒、看百戏演出。
（唐 阎立本《职贡图》卷 图源：台北故宫博物院）
大业五年（609）六月，隋炀帝西巡河右，驾临张掖，御观风行殿，“盛陈文物，奏九部乐，设鱼龙曼延，宴高昌王、吐屯设于殿上，以宠异之。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”（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）。“戏场附近五千步，执丝竹者万八千人，声闻数十里，自昏达旦，灯火光烛天地，终月而罢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81）
唐朝时期，民间旅游的郁勃愈加显著。唐朝初年的“休养生息”、均田制等政策为社会带来了安定，此后经“贞观之治”“开元盛世”，社会经济、文化、头脑的繁荣更是开发了民间旅游的郁勃点，激发文人雅士游历名山大川、吟咏诗词，歌颂太平盛世。
旅游随着“宋代都会革命”迎来变革
其实，在唐朝后期，都会住民就已经开始不顾朝廷的禁令，纷纷自行凿坊墙、在临街的路边开店了。唐朝的宰相刘晏在天未亮上朝时，路边就能买到“火勺”吃。
（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 图源：《民国时期旅游文献汇编》）
明清时由于闭关锁国等缘故起因，旅游业就弱了一些。到了近代之后，上海首开风气之先。1904年，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都会观光手册《上海旅游指南》（由德温特牧师编辑），这本手册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萌芽，为外籍人士提供都会观光与生存指南，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序幕。
古人的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大概超乎现代人的想象
古代交通工具不停在演变，对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紧张影响。从夏商周时期以牛车为主的交通方式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马车，再到汉代后交通工具的系统化和驿站、堆栈的美满，都为人们的旅行提供了便利。
其实古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大概超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。我读过许多遍《山海经》，每次读后在心中都会蓦然升起一种恭敬感和自大感，太古期间的地理学家们与壮美山河一样伟大，他们固然没有科学的仪器和工具，却能够带着抱负和责任降服千难万险，游历、踏查并且记载、整理人迹罕至的地形、地势、地貌和山川河流。
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·贩子·文人群体
中国古代旅游的主体是贵族、贩子和文人群体，由于中国古代的旅游与以下几点有关联：
一是和做生意、修业、游学、赶考、赴任等联系在一起。这些活动必要长途跋涉、行走于各地，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了解，也推动了旅游的萌芽和发展。
二是与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相关。我们本日说的“盘缠”一词的原意是把铜钱盘起来缠绕在腰间，作为便于携带的盘费，这说明远行的开销是很大的。因此，旅游在古代往往是富裕阶级的特权。好比李白就出身富裕的贩子家庭，他的四任妻子里有两任都是唐朝宰相的孙女，因此他才能“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”。固然，游历名山大川以后，人的阅历、见识和言论、谈资也会不一样，成为了古人彰显身份、夸耀的“文化资源”，这也是凡勃仑提的“夸耀性消耗”的概念。
三是与文人书生的“诗言志”有关。古代文人书生在游历名山大川时，将所见所感融入诗词中，表达自己的头脑、志向与抱负。如李白的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，苏轼的“横当作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差别”，都是在游历过程中激发的艺术创作。这些作品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路程，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、政治的思考，以及回归天然、心田的渴望。
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崇尚天然·天人合一·知行合一的民族性
总的来说，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呈现出我们崇尚天然、“天人合一”“知行合一”的民族性。
一是与“神游”（天然崇敬）有关。“神游”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寄义。一方面，指精神上的遨游和思绪的游离；另一方面，代表受神灵引领的旅行。西藏对神山的朝拜活动就是“神游”的体现。过去的农村中，人们为了让孩子健康发展，会拜山、拜树、拜庙宇，祈求山神、树神的庇佑。《山海经》中的许多故事，都源自先人的游历和对天然的想象，也激发了后人拜望的兴趣——许多古代旅游活动源于对这些传说的向往和追寻。
二是与“知行合一”有关。《礼记》中提到：“故君子之于学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”有志于学习的人不但要不断研修，还应通过“游学”来增长见识。中国自古也有“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”的谚语，将旅游与学识、“知行合一”紧密结合。正所谓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切身材验、切身履历才能得到独特的感悟，丰富个人的见识和阅历。孔子可以说是古代学者中的旅游先驱；“中国第一旅游博主”徐霞客（江阴人）边旅游边进行地理考察，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江阴至今还举办“徐霞客旅游节”来纪念他；李时珍为了编写《本草纲目》，踏遍钟山、紫金山、茅山等地采集药材，将旅游与医学研究相结合……
三是和“天人合一”有关。在古人眼中，景观、风景和“景风”（出自曹丕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中“景风扇物，气候和暖”一句）有着某种内在联系，景观要有值得“观”的“景”，如果有“风”，就更有“微风拂面，清风徐来”的灵动、快意之感——“风”与“景”构成一种动态关系，“景观”一定是天然与人文精神的互为表里。正因云云，每当文人书生歌颂山水之美、天然之秀时，往往写下如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“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”“一蓑烟雨任一生”等佳句表达天人感应、物我两忘、怡然自得的地步，这既是古人生存的结构性增补，又是他们审美生存的一种须要需求。
现代旅游的本质是与生存质量联系在一起
现代旅游具有差别于古代的十大特性：第一，旅游的普及性加强。陪伴着社会整体收入程度的进步，现代旅游不再是个别群体的特权，而成为所有人参与的一样平常生存方式、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征象。
第二，交通格局的根本变革。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极大收缩了空间距离，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变革。古代旅游或履职动辄耗时数月以致数年，而现代交通使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大大进步，为旅游活动的频繁开展创造了条件。
第三，信息化引导的全面普及。现代旅游受信息技能的全面影响，呈现出可预测性、透明性。过去，人们依靠诗词或传说，如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或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等形成旅游动机；而如今，数字化技能和网络信息的丰富使得旅游目的地的特性、服务等预先可知，信息闭塞已成为汗青。
第四，服务需求的显著提拔。在景区数目增多、竞争加剧的配景下，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服务程度、着名度和体验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高品格服务和显著的特色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。
第五，旅游动机的多样化转型。随着物流经济的发达，异地美食的获取变得容易，旅游不再单纯以“吃”为重要目的。如今，人们更加注重旅游中所能提供的综合体验，如文化、艺术、天然和精神愉悦；更加注重与生存质量的关联，满意游客对教育、健康、精神等层面的多重诉求；更加将旅游视为全面提拔个人生存品格的紧张方式，喜好更鲜明的目的地或主张。
第六，旅游的分层化与多元化。现代社会收入和偏好的多样性促使旅游情势逐渐分层化和细分化。小众化、主题化和创新型产物不断涌现，如AI体验、元宇宙旅游、沉浸式演艺等，这种裂变式发展反映了需求与市场的不断变革与融合。
第七，旅游的环球化趋势。随着环球化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跨国旅行，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旅游活动。例如，前几年中国年均出境游客数目接近3000万，为目的地国家经济带来显著贡献。
第八，旅游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张引擎和拉动消耗的核心产业。以支持新疆经济发展为例，吸引游客前往本地旅游，不但直接增长了消耗，还有效动员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。
第九，休闲度假游的崛起。无论是乡村度假游还是高端定制游，游客追求更深层次的休闲体验、放松方式，反映了旅游高级发展的主体模式。
第十，新的内在和旅游范例正在形成。现代旅游产业已经延伸、分化出全新的产业范例和附加值，如购物游、创业游、短期打工游（与零工经济有关）、婚庆游、研学游、禅休游、探险游、亲子游、候鸟养老游等新样态、新业态、新形势，旅游产业已变成可以自己去“体验”的幸福产业。
责编：武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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