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包涵，但不能忘记》第一部 白 土 地 （连载86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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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　我颠末一场血的洗礼。
　　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，吃了止痛药。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，鼻孔仍旧流血不止，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。她以为我不能活了，抱着我哭泣一夜。
　　我昏迷一天一夜，躺在炕上人事不省。第二天醒来，母亲正俯在眼前堕泪，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，叫我的名字，盼我醒来。我想翻一下身子，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，不得不发出呻吟。脑浆晃晃荡荡，疼得要爆炸，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。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，比以往任何时候感到更需要依靠，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，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，可现在他已不在人间。有一点我深切领会到，父亲教育我打得再锋利也是以恐吓为主，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。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，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试图睁开眼睛，左眼被胶水粘住似地睁不开，稍一动弹就头晕眼花，血液直往眼睛里涌，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。姐姐给我拿来镜子，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一新，面貌比平常大了半倍，一只眼睛像青桃子，破裂的嘴唇翻翻着，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。
　　我昏昏沉沉躺着，嗓子说不出话，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，水米不进。我感到不幸、无依靠、委曲和沮丧，不但仅由于肉体的打击，更紧张是心灵的打击。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遭受政治活动的压力和迫害，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，自己什么事变应该做，什么事变不应该做。现实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，动辄得咎，走资派狗崽子的称谓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。就由于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，所以必须遭受超负荷的痛楚，乃至没有法律掩护我们，没有地方告状。公、检、法早就被砸烂，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，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。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，质问邹少将凭什么打一个比他小四岁的孩子。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粉碎公共场合秩序，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。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，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，他的父亲故意躲避我们，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。
　　父亲死后，母亲视我为命根子，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，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，活下去的支点。张嘴闭嘴：“儿呀儿呀，妈如今是为你活的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肯定就活不成了！”只要我能安于近况好好活着，她才在苦难的生存中获得一点儿安慰。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，指望我长大成人，东山再起，重振于氏家族雄风。我的挨打猛烈刺激母亲的神经，如同往她心脏捅了一刀，鲜血从伤口里不停冒出来。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，母亲着实忍无可忍了。
　　后来，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，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，王谢望族。
　　我的前五代祖上，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，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，家资颇丰。他之前，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翰林。南鱼池村紧靠海边，阵势平缓，地盘旱涝保收。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，门口有石狮子和十根旗杆，由于有人在外面做官，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，天子就让他告老还乡了。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，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，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，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。我听老家的尊长酒后说，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，有人事先透露风声，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，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。
　　今后我们家族屁滚尿流，但始终保持着精良的文化传统，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，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、做买卖。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，是个药房老师，农村的郎中。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，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，自己挣钱继续求学。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得意的是我的叔伯叔叔，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。他常常回想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，他的姑父━━即我的姑爷爷，便是赫赫著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。闻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中，曾详尽地形貌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古迹。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，只记得叔叔、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，他也和我的父亲运气一样，在“文革”中惨遭迫害致死。
　　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逼上梁山，打起抗日大旗随处招兵买马，高声疾呼：“好男儿不做亡国奴，不自由，毋宁死！”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故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。我的父辈热血沸腾，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，置生命安危于不顾，无愧于国家和民族，无愧于人民大众，保家卫国多么可歌可泣。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，天赋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，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。所以解放后，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殊多，谁当军长、厅长都不当回事。遗憾的是，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，多数在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中以身殉职了！
　　说实话，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。那年他十七岁，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，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，不许回家。由于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，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，抢粮、抓人、烧房子，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。只管忠孝不能两全，父亲也做得够绝的，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，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。父亲聚起学徒的搭档喝大酒，赌钱，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，又装作没事人一样，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。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，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！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。几年后一个春天，父亲穿着粗布黄戎衣，屁股上挎着盒子枪回到家中，他是部队路过村头趁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。返回部队时，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。
　　“哥，你回来了！”叔叔惊喜地说。
　　“是走。”父亲顿了顿盒子枪道。
　　“妈的，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。哥，让我投军吧。”
　　“你还小。”
　　“我都十五岁了，领我走吧。”
　　“过两年再说。”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。
　　叔叔急了，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，说什么也不回家了。就这样，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，但十五岁的孩子身段又瘦又小，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？父亲为难了，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……
　　但是如今，但是如今，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，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。姐姐胆小怕事，劝母亲息事宁人，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吻吧。母亲说：“不可，假如这次不抗争，不给他们个锋利看看，下次谁都敢任意打你们了！”母亲把往日的温柔和谨慎全部冻结了，当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难，代之而起的是坚决的抗争。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，大意是：纵然我孙志刚有罪，孩子何罪之有？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，救救孩子，掩护儿童的人身安全！
　　民气都是肉长的，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，激愤有公理感的干部职工家属。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，愤怒谴责打人凶手，要求他公开赔罪致歉。事实证明，在那种万马齐喑的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，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。情同此情，理同此理。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，是公理向险恶的宣战，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举措，是真正的革命举措。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人，东家拿出点儿米，西家送来点儿面，有人拿着鸡蛋，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看望。大婶儿、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，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，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的暴行。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，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，陷入劫难深渊底层的时候，他们也坚定不移站在我们一边，善恶分明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竟敢冒着风险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。我记得，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人吕大姨、蒋姨一家人的。
　　母亲顾不得如那边理打人凶手了，我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再次严重起来，发高烧，不省人事。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，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，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，发起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查抄治疗。吕大姨、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，劝母亲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。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，美意的邻人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，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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